2019年以来，几乎每年的全国“两会”都有一个为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新建议，以其认识深刻、观点独到而引起多方关注，形成强烈反响。提出这些建议的人大代表就是开封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、河南省政府原参事、著名书法家、美术家、开封书画院院长陈国桢。
中国民族博览记者做了一番盘点，发现陈国桢这些建议大多聚焦于中华文化资源的整理与利用方面。比如，2019年“关于中华文化资源库和精准检索平台建设列入国家文化工程的建议”、2023年“关于新时代修典的建议”、2024年“促进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，确保中华经典主流化供给的建议”。
记者问及今年的具体建议，陈国桢告诉记者,他带来了多条建议，关于文化的主要有两条。一是“关于人工智能时代中华文化话语权的建议”；二是“关于人工智能时代知识产权保护的建议”。这两条的核心思想仍然是关于中华文化资源这个主题的。
他为什么对中华文化资源情有独钟呢？陈国桢说原因有二。一是家国情怀。中华文化资源是文化自信的基础。而文化资源分为“潜在”与“可用”两种状态，真正决定文化影响力与发展导向的是可用资源。通过创造性转化，将我们浩若烟海的文化资源打造成高质量可用资源，应是我们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、急中之急。只要事关国家发展大事，作为人民代表就要锲而不舍，盯住不放。
二是水土使然。陈国桢说，一方水土一方人。我生在开封，长在开封。这个八朝古都不仅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，而且有着整理、保护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。全国纪念仓颉造字的地方数十处，但首次将仓颉的纪念和祭祀活动升格为官方行为的，是在北宋时期的开封。28字的《仓颉书》又经太宗和徽宗两任皇帝，先后收入《淳化秘阁法帖》和《大观太清楼帖》两个皇家官刻丛帖，使之得以传世，同时也开创了中国书法史的先河。南朝梁时，开封人阮孝绪广泛搜集宋、齐以来王公捂绅所藏图书的目录及遗文隐记，把当时四万余卷图书分为“经典”、“记传”、“子兵”、“文集”、“术伎”、“佛法”、“仙道”7个部类，撰成《七录》，成为一代目录学大家。北宋时期，更是有两位皇帝下诏、历经30多年编纂完成了《太平御览》等3500卷的四部官修类书，为后人研究、传承宋前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文献来源。到了当代，开封民间从事中华文化整理、研究者不胜枚举。刘占锋团队数十年如一日，克服重重困难，对中华文化典籍进行主题化重构，今已硕果累累，深受诸多专家学者肯定。面对这么一片文化热土，我怎么能作壁上观呢？！
陈国桢代表对中华文化深沉的爱，使记者深为感动。随后，记者就中华文化资源整理与人工智能的关系问题向他请教：“人工智能时代与过去相比，中华文化资源整理有什么更深的意义吗？”
“现在人工智能发展迅猛，特别是我国赵文峰团队DeepSeek大模型的推出，突破了人工智能大众化普及的技术瓶颈与成本瓶颈，打通了其成为社会生活主流形态的最后一公里。人工智能时代正在大步走来。”陈国桢认真回答，并做了简要分析。他说，人工智能有三大特点，即强大的学习、推理能力，为人们提供各种解决方案的服务方式，及其进行推理时所依据的网络资源具有人类共有特征。这三点决定了在人工智能对于人类社会来说，从个体上看，它能够深刻影响使用者及其广大受众的思想与行为；从整体上看，则能够依据各民族文化网络资源的质与量决定其话语权权重，以致影响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。可见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，“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”，“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、展示出来，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、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、展示出来。”“汇聚更多资源力量”。既是当务之急，更是治本之道；既是中华复兴之必须，更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正确选择。
为此，陈国桢从三个方面向大会提出建议。
其一，充实优质文化资源，消除网络传播乱象，确保中华优秀文化资源的准确性。他认为，众多知名学者参与整理的“二十四史”等一部部为当代学界普遍认可的集大成式的传世文献当代整理本，最有条件快速转化为优质网络资源。建议通过国家赎买方式，对优质资源上线者实行版权补贴，鼓励掌握大量优质资源的“国家队”下场。对于民间文化整理活动，国家有责任提供财政支持。对其成果，可以参照国家文化工程扶持标准进行收购。这是破解中华文化网络资源文献少、差错多状况的当务之急。
其二，推进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，扩大可用资源比重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。陈国桢说，人工智能的特有优势在推理功能。推理最需要带有主题标签的文化资源。主题化应为人工智能时代网络文化资源的本质特点。中华文化浩若烟海，思想深邃，充满神奇的东方智慧。要使之成为便于人工智能推理、运算的基本依据和独立单元，就必须实现资源供给的精要化、主题化、体系化。这样既可以满足人工智能需求，也有利于化解长期由关键词搜索带来的知识碎片化问题，以维护中华文化思想体系的完整性。
其三，实行资源的大众化积累、编校的大众化参与、成果的大众化分享，开创新时代文化建设之路。陈国桢认为，为人工智能注入灵魂，确立中华文化话语权是一个事关民族未来、人类发展的重大文化工程。它不能沿袭少数人关门修典、重藏轻用的老路，必须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与，实行专业编纂与群众参与相结合。多年来，在中央文史馆、北京大学、河南大学有关学者支持下，长期从事文献资源主题化整理的刘占锋团队也取得了显著成果。经实测，在文史资源主题化检索方面，其成果明显优于人工智能。这既说明现有网络资源状况堪忧，也证明文化建设的大众化之路是可行的。
最后，陈国桢引用《史记》中的一句话来强调这个问题的必要性与急迫性：“天与弗取，反受其咎；时至不行，反受其殃。”他说，人工智能随着百年大变局来了，肩负主导人类社会发展的中华文化的春天必将接踵而至。我们需要做的是，因势利导，趋利避害，以主人翁的姿态迎接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。
来源：中国民族博览